自ｌ９７７年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以来，我的三个儿子有两个考上了大学本科，一个上了中专。在俺们乡下也算是一个特号新闻了。最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大儿子杨栋，他没上高中，却考上了大学；没念硕士，又考上了扬州大学的博士研究生。他已于１９９６年毕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，现在河北师范大学担任副教授，听说他的毕业论文还被选入了国家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博士文库》。乡亲们都说我教子有方，甚至夸我的孩子是“天才”，还有人猜测俺家里一定有什么仙丹秘诀之类。其实这些根本没有那么神秘，这绝不是我故作谦虚，或者是珍奇秘异。若说出来也都是人人皆知的寻常道理，只是一般人难以做到而已。
杨栋能上大学、读博士，既是他个人的事，也不是他个人的事。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、恢复考试制度，你纵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是白搭。另外，我们家素以忠厚正派传家，把孔子的“仁义礼智信”作为处世做人的座右铭，一贯视个人努力奋斗为无上光荣，而把投机钻营、不劳而获或祈求他人恩赐之类的小人营取视为丢人现眼的莫大耻辱。我从小接受的就是父祖的这种教训，而且身体力行，无论是何种艰难困苦，甚至在断顿绝粮的境况中，都决不改变这一人生信念。所以，当我把父祖的遗训一遍一遍地灌输给孩子们的时候，他们一般都乐于听从，默认不语。只有杨栋与老二、老三有些不同，不像那两个老实守规距，只要说一次就会记在心里。这个孩子天性活泼，自小就喜欢出“妖蛾子”（新奇古怪的点子），常干出格的事，而且脾气倔强，不肯听大人话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性极强。为了管教他，可没少花费心血，甚至还狠打过他。说实话，我们当时绝没想到也没指望他日后成为大学生、博士，倒是更担心他长大以后招灾惹祸，走上邪路，让乡亲们骂祖宗三代。对这种有个性、不听话的孩子，多说多管多打绝对不行，往往造成逆反心理，效果适得其反。这是我们在管教杨栋中多次碰了钉子才慢慢摸出的一条规律。但是不多说多管多打，决不是不说不管不打。我对大儿子有效的一条，就是紧紧抓住关系他一生的那些关键的第一步，严格进行管教，决不可含糊手软。这些“第一步”，不一定都是大事，但往往都处于人生的三岔路口。第一步抓好了，其他都可以不计较，宽容他，由他去自由任性发挥，结果就算你好不到那里去，但也不会坏到那里去。记得当时我常常警告他的一句口头语是“做君子太难，不勉强你，但决不能当小人。”我的处世哲学是，穷不怕，没有钱不怕，别人打你骂你都不怕，最可怕的是自己不争气，被人笑话，让人家看不起。我说的话杨栋听得不多，这几句话看来他是听进去，记住了，所以今天他才能够有所成就。
杨栋童年时，跟其他农村小孩一样，到处风玩野跑。８岁到了上学年龄，我提着一把凳子把他送进本村小学。可没过一个星期，他自己又把凳子扛回来。原来他风跑惯了的野性刚被圈住，一下子受不了，就欺骗老师说：“俺爹让俺去放羊，不让上学了。”农村小孩这种事太普遍，“反正孩子还小，着什么急，明年再去吧。”这几乎成了一种传统习惯。当时我的祖母还在世，心里加倍疼爱重孙子，当然也是这么说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“第一次”要是一开口子，下一次再想收回来，恐怕是没戏了。我不能手软，白天把他老奶奶送到亲戚家，晚上开始给他算账。先问清楚情节，然后打屁股罚跪，熬了大半夜，直到他彻底认识错误，并保证明天自己去学校，先向老师检讨，今后再不逃学之后，我才放过他。杨栋从小到大，只罚过这一次跪，这回体罚也最厉害，给他留下的印象也最深，当然他从此之后再也没逃过学。后来他上了大学，还记起这件事，给人开玩笑说，这个大学生就是我爹那次狠打打来的。当然，这是因袭了父祖辈旧的教育方式，今天已经十分落后。但是对杨栋这样的调皮男孩，我至今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教育方法。现在时兴做思想工作，说服教育，这我不是不知道。这些只适于像我三儿子那种老实听话的孩子，而对于像大儿子这样调皮捣蛋、明知故犯、无法无天的小孩却是无效。先人千百年总结传下来的“不打不成人”之旧教训法恐怕也不宜一概否定。
杨栋第二次失学，我没体罚他，因为那不是他的原因。他上五年级时赶上文化大革命，勉勉强强读了两年小学“戴帽初中”，就无学可上了。于是一边帮我劳动，一边自己读书。过了一年，县城高中恢复，他想去读高中，当时家里穷得几乎难以揭锅，但我还是咬咬牙，支持他去。反正当时上学不收学费，只是再添一张吃糠咽菜的嘴就是了。这我不怕。可是不料县中招生指标有限，下到大队里只有十来名，贫下中农子女自然优先，他这中农的儿子那能沾得了边。眼看旧日的同学去上学读书，杨栋难过极了，蒙头倒在土炕上不吃饭。看着孩子有学不能上，开始我更难受。后来杨栋要我去支书家求情，我火了，把他从炕上揪起来，严厉地对他说：“你先给我站直了！别说我不能去，你跟你妈谁都不能去。跟当官的低三下四，手背朝下讨一点残汤剩饭吃，我们家没这个门风。别说一个高中不能上，就是上刑场砍头也不许缩头眨眼。种地怎么了？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能把地种好，也是大本事。你要是英雄好汉，今后的机会有的是；你要是狗熊软蛋，就算是上到大学也照样是窝囊废。一个高中上不了算什么，不管走到那里，到什么时候，只要是凭个人本事吃饭，就不丢人。你只要听我这句话，就跟我种地去。”这件事对他刺激太深，我的话也深深地埋进了他刚刚成年的心灵里。他承受住了这次打击，从此开始了他的个人奋斗之路。拉车锄地，挖河筑堤，打篮球个子太小，参军去嫌他是中农，当了几年小学民办教师，又去公社（现在的乡）做半脱产秘书。那些年他可吃了不少的苦，可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，同时提高了他的思想能力和文化水
他１９７７年报考大学，很多人都说他是胡闹。也有朋友为他着想说，你连高中都没上，考大学肯定没门儿。不如报个中专，能考上就不错了。究竟报大学还是报中专，他产生了犹豫。因为这是决定他前途的大事，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。但我们知道，他自己是愿意考大学，于是我们父子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家庭谈话。我问他：“同时有两件事要你挑选，一个利益大，但风险也大；而另一个比较保险，但利益也小。你挑哪一个？”他害怕错过这次人生转机，也可能是多次失败对他打击太重，竟一时回答不上来。我对他亮出我的看法：“要干就要干大事业，不怕承担风险。这是祖宗的遗训。又想获大利，又不肯担风险，世界上那有这等好事？大事干不成，还算个失败的英雄，为什么不干？更何况大学考试分文理科，你正好发挥文科方面之长，避免理科之短，为何不报大学呢？”他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坚定了信心。他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，全家和众乡亲都十分高兴，都夸他有志气，有出息。事业、学业的成功，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。如果离开了道德品质的教育修养，其成就也终属有限。现代学校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，我读私塾时老师要求学生先做人，后为学，人品与学品必合之为一。我觉得表面上有些差别，道理大致是一致的。这一点更是我时时不忘告诫孩子们的。我认为在做人方面抓住“第一次”不放松，尤其重要。杨栋上小学时条件很差，花几分钱买个练习本，正反两面都要用，平时练习写字则用石板与石笔（过去农村小学生的写字用具，用石料制成，可以擦掉再写，反复使用，而且价格低廉）。有一次他偷拿了我记账用的一个条格本，我发现后打了他一顿，告诉他这是生产队的东西，不是我们家的，一张纸都不能拿。目的就是要杜绝孩子占小便宜，不义而取的心理习惯。
杨栋在公社做半脱产秘书时，有一回看到家里接连几天喝高梁面糊糊，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口袋玉米。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村村家家都缺粮。他母亲很高兴，这下可以做点窝窝头，给孩子们改善一下生活了。我怀疑他是向外村大队干部索要来的，就不许动这袋粮食，对他说：我们宁可饿死，也坚决不吃这种不清不白的东西。他说是从公社农场借的，还给场长打了借条。我知道他们所谓的“借”其实是白要，就逼着他把那袋粮食送了回去。在这类事上，杨栋与我看法不尽一致，毕竟是父子两代人。我经常嫌他少规矩，他则嫌我太认真。但他后来走上治学道路，还略有所成，无论从他的导师和同行给他的“严谨扎实”的评语，还是从他本人所追求的“实证与透彻”的学术旨趣来看，都是在无形中继承了我家严正清白、一丝不苟的处世之道。否则，他不可能在学术上走到这个地步。说起来，我也略感欣慰，对他从小所进行的品质教育，毕竟还是在他一生的根本或关键环节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