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个有着特殊“文化结构”的家庭，一门攻出了４位博士，被称为“博士之家”。父亲胡鸿烈，１９５２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，１９５４年在英国伦敦获“大律师”衔；长期在香港执业；１９９３年起，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、常委。母亲钟期荣，１９５２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，后出任香港树仁学院校长；１９９４受聘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事顾问。长子胡耀苏，获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，１９８０年起正式受任为西方七国（巴黎）银行的技术发展顾问。次子胡怀中，获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土木工程博士学位，虽习惯于西方生活方式，但仍为发展香港的教育事业而回港执教，现任树仁学院副校长，那么，这样一个“知识密集型”家庭是怎样形成的？其家教成功的“奥秘”有哪些呢？
心中的“日记”
胡鸿烈夫妇心里都有一本观察“日记”。这本观察“日记”记下了他们两个儿子每天的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行、一把一式，特别是记下他们心智初开、仁性渐长的痕迹。
他们通过常年累月对孩子的观察发现：孩子有模仿性，而对是非辨别不甚了了，看见时尚流行就竞相效尤；孩子们有好奇心，看到电影、电视、故事书上引人入胜的打斗和冒险，便跃跃欲试；孩子们有自尊心，经受了突如其来的指责批评，往往会面红耳赤，嘴硬心软；孩子们有优越感，觉得学习成绩好，脑袋好使，就不甘居人下，受人支配；孩子们怕被藐视，对大人对他们表现出来的“自大”表示反感；孩子们天真无邪，乐乐哈哈，但情绪多变，常常乐极生悲，悲而转喜，心理容易不平衡；孩子们精力充沛，闲暇时间多，倘以书为伴，就能管得住自己。
胡鸿烈夫妇通过观察孩子认识到：人非生而知之，但可教而知之。孺子可教！他们认为，自暴自弃不堪教育的孩子总是极少数，大多数孩子有向上从善的内因，可以因势利导，由幼苗长成参天大树。当然，培养人比培植树木要艰难得多，但积常年之功，人可以立，一代仁风可以树起。胡鸿烈夫妇“以仁树人”之旨，从对孩子的观察中找到了对孩子进行家教的钥匙。
有“摩擦”，但决无雷鸣电闪
“代沟”，大概是现代家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，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认识和解决它。
作为父亲，胡鸿烈确实感到了儿辈们的“知识库”要比自己丰富得多，受传统束缚的东西也少得多，孩子们对世界的认识往往更激进或更超前一些。
在这个家庭里，充满着友好、善意、和谐的气氛。言词间偶有轻度“摩擦”，但决不会产生惊心动魄的雷鸣电闪。平时，父母不全是胜方，交锋中无伤原则的让步，反而增加了家庭中的亲和气氛。父子之间的代沟，不是不可逾越的，不存在所谓的封建与反封建、顽固与开明的“你死我活”。父子之间透过心平气和又带点幽默的交谈，彼此加深了沟通和理解，心反而因此贴得更近了。
理解就是相互信任。胡耀苏“三十而立”时，已有相当的知名度了，终年风尘仆仆地奔波于伦敦、巴黎、波恩、布鲁塞尔之间。有人议论他开始涉足皇家重地的“名利场”了，父亲听了坦然相告：“照我看，他仍是一个学者。”言语中流露出对儿子的钟爱，并且还要补上一句：“他有学问！”是的，胡耀苏在觥筹交错中，不忘酝酿一篇篇论文，他的著作与年俱增。他相继在英国出版了《紧张聚合的欧洲》《工业银行与特别债权机构》《银行学与技术发展的促进》等专著。这些著作都被英国的《观察家》《经济学家》作了报道和评价。
儿子的许多观点有时也与父亲不谋而合，相互呼应。比如有人向父子俩作过探问，为什么你们都把视野从欧洲转向亚洲？老博士说：“因为我的祖国在亚洲，跑到世界哪个角落也忘不了亚洲。”小博士则答：“我希望亚洲繁荣，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是我的祖籍地，而是因为介于欧美之间的亚洲，必有一个灿烂的前景。我们应当张开双臂迎向新世纪！”
前途与“钱”途是两个不同的坐标系
做父母的要严于律己。胡鸿烈夫妇常常相互勉励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在耀苏和怀中的小小心灵中，父母是正人君子，所以，兄弟俩对父母的做人要求心悦诚服。
一般父母为孩子智力投资，为的是明天的“产出”——能找到一个赚大钱的职业。钟期荣面对把前途当“钱”途的现实，悄然长叹：人的价值既然完全用钱来衡量，哪里还有远大的抱负与崇高的理想？胡鸿烈夫妇决心从自己做起。他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，于１９７１年在香港创办树仁学院为社会服务，而且时刻告诫孩子不做追名逐利的“经济动物”。
自然，两位老人壮心不已，他们爱中华爱香港，决心在晚年全力投入“树人”大业，把树仁学院办成更具规模、更具水准的高等学府。两位儿子，也自有“少壮派”的远大抱负，他们都肩负着树仁学院副校长的重任，他们在各自人生价值的坐标上确定了自己的位置。
